牛人雕蛋壳
此人的蛋壳雕刻作品几年前见过,他在这个小领域应该是大师级的了,波士顿最新复活节图片专题将他放在了最前面。复活节彩蛋是西方国家在庆祝复活节时特别装饰的蛋。Franc Grom来自斯洛文尼亚 Vrhnika,他使用的工具是一把微型电钻,一般情况下他要花费一周的时间,在一个蛋壳上钻出2500~3500个洞洞,才能制成一枚复活节蛋。他的最高记录是在蛋壳上钻出了24000个小洞洞。

此人以前的作品:


其他蛋壳雕刻作品:

蛋壳上的牡丹花

蛋壳上的美女

鸵鸟蛋壳制成的灯罩
还没有引用.
“阿富汗少女”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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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史蒂夫•麦凯瑞(Steve McCurry)前往战乱中的阿富汗采访。在位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个阿富汗难民营中,他看到逃难者的帐篷,犹如一片汪洋大海。在一个作为临时小学的帐篷里,他注意一个阿富汗小姑娘,害羞地在躲闪着他的相机。这反而更激起他的拍摄兴趣。在征得她的同意后,他便拍了几张。据摄影师事后回忆,他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拍到了什么特殊的照片,只是一张普通的小姑娘像而已。
1985年,《国家地理杂志》6月期,刊登了关于阿富汗的专题报告。封面恰好选用了摄影师拍的那张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拍到了什么特殊的照片。照片中,那个睁大了一双像蓝宝石一样眼睛的小姑娘,立即引起全世界的注意。这张照片成为了《国家地理杂志》百年历史的经典照片代表作之一,并用作1994年《国家地理杂志》为纪念百年而出版的《百年经典图片》画册的封面。
然而,十几年来,这张照片中的阿富汗少女叫什么名字?她多大?她的命运如何?等等,一直是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
2002年,《国家地理杂志》频道邀请摄影师Steve McCurry再赴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开始进行大海涝针式的寻找。他们根据不同的线索,先后见了数个阿汗富妇女,但最终都被证明认错了人。而几近失败之时,突然有一男子见到了摄影师手中的照片,竟然说他认识照片中的女孩,他们曾在一个难民营生活,照片中的女孩现在己回到阿富汗山区生活。
三天后,摄影师终于见到了这位妇女,他一眼看去,就确定她是照片中的女孩。她的名字终于大白于天下,她叫莎尔巴特‧古拉(Sharbat Gula),为普什图族人。然而她的岁数却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28?29?还是30?23年的战争,350难民,150万人死亡,阿富汗的历史是那么沉重。战乱的岁月和艰苦的生活,在她原来清痩的脸庞留在深深的印记。
她已结婚,育有两个女儿,住在阿富汗的一个偏远地区。她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孩子没机会上学,生活依然饥寒交迫。
她带着疑惑见到Steve McCurry和《国家地理杂志》频道的工作人员,她同样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会如此历经千辛万苦来找她,她更不知道,从17年前起,她就是一位“世界名人”了。
为了百分百地确定,摄影师立即为她再次拍照,并将照片传回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请美国FBI专家对新、老照片中人物的眼睛的虹膜进行对比分析,据称这种分析比指纹的可靠性更高。经过对比,终于从技术上确定两张照片中是同一个人。
2002年4月号的《国家地理杂志》封面再次刊登了这位“阿富汗少女”的照片,她如今成为一个已婚妇女,戴着头巾,手里拿着自己17年前的照片。《国家地理杂志》频道也播放了这次寻访的经历,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存在了17年的迷。
莎巴特•古拉(Sharbat Gula)的故事促使《国家地理》杂志成立了“阿富汗女童基金”,通过各种渠道捐来的款项,再加上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一些捐助,总额达到150万美元,古拉的生活也因此得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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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瑗珲—腾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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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在中国的自然地图上,出现了一条人口地理的分界线:瑗珲—腾冲线。这条线是当时著名的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在创制中国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的同时考定的。它是一条在地图上看得见,但在当地考察时却找不到的线,但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与地理发展的分水岭。
首先,它是一条人口地理的分界线。由东北至西南,从黑龙江瑗珲(今黑河)到云南腾冲作一直线,就是我国的人口地理分界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2.9%的东南部地区,约6%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57.1%的西北部地区。
其次,它是一条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它基本上和我国400毫米等降水量线重合,两边地理、气候迥异,所以它不仅是我国人口民族地理分界线,也是我国的自然地理分界线。
再次,它是历史地理分界线。从历史上看,这条线是中原王朝直接影响力和中央控制疆域的边界线,是汉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战争与和平的生命线,还是中国历史地理分界线。从这条线的周边,可以清晰寻找中国的疆域、今天我们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如何从中原地带,一点点拓展到西部与北部的踪迹。
这条线穿越的省会及城市有:
(1) 黑龙江段
哈尔滨--爱珲--伊春
(2) 山西段
河北张家口--山西大同--朔州--忻州——太原——临汾(洪洞县)
(3) 陕西段
河南三门峡市——陕西西安——商洛——汉中
(4) 四川段
绵阳(江油、北川)--成都——雅安——西昌——攀枝花
(5) 云南段
昆明——大理(巍山)--腾冲
后来在1984年,我国将这条线修订沿长至瑞丽。这条线在人口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中如此重要。后来人们就以它的考订着的名字命名,称之为“胡焕庸线”。
72年之后,这条看不见的线仍然主宰着中国东、西部的人口地理分布,与72年前相比,西部有些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但东多西少的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参见王其寒瑗珲—腾冲线考察系列日志)
背景资料:
胡焕庸,1901年11月20日出生于江苏宜兴,1998年4月30日在上海病逝。胡焕庸先生一生孜孜耕耘于地理学、人口学等多个领域,是我国人口地理学的开创者,也是我国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早在30年代,胡焕庸就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第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 《中国人口之分布》,这是第一次用等值线的方法,绘制《中国人口密度图》。《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着重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特别是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鲜明对比。我国东南部地狭人稠,而西北部地广人稀。文章通过分析对比,找出一条可以显示两侧人口稀密悬殊的明确界线,那就是自黑龙江之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直到云南之腾冲的直线。根据作者当时的分析,在此线之东南,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6%的人口。反之,在此线之西北,在全国64%的土地上,只有全国4%的人口。这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及其1/16。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成42.6与1之比。很明显,爱辉—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胡焕庸首次创造性地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存在着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爱辉(今黑河)—腾冲线,这条被国内外学者名之为“胡焕庸线”的人口地理分界线时至今日不仅基本稳定存在,而且被发现对其他人文地理景观也很适用,具有广泛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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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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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蕲春,又名学艺,化名曾达斋,1929年到日本留学,回国后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创办《文艺新闻》。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然而他的秘密身份却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
1931年10月,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立即转入了特科的工作。按照地下党负责人的指示,1932年春,通过表兄、黄埔一期的贾伯涛的关系,袁殊见到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子吴醒亚,打入了中统内部。后来他由吴醒亚介绍,成为新声通讯社的记者,从而可以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了解与结识许多人并且认识了日本驻沪领事馆的副领事岩井英一。
当时,中日正在谈判,谈的是货币兑换率与关税问题,这自然成了新闻界的抢手货。由于袁殊有岩井渠道,消息又快又准,这位“涉外”记者立即成了红人,连吴醒亚对他都刮目相看。过了一段时间,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这样,他又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自然,是得到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批准——成为了“三重间谍”。不久,岩井又安排袁殊到了日本。
回国后,袁殊即与冯雪峰联系上。1937年6月,潘汉年以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直到1946年去解放区,在潘汉年的导演下,袁殊成功地演出了一场场出色的情报战。
冯雪峰建议他以青帮身份“找杜月笙想想办法”,办起了时事刊行社。当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熟悉日本问题、又有相当的日本关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有一个叫袁殊的日本留学生与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袁殊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去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沉吟了一会,说:“这是件好事,机会难得,你千万不可错失良机,答应戴笠的一切要求。”
戴笠给袁殊安排了两项任务:一是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二是坚持留在上海,不管时局有怎样的变化。就这样,袁殊又多了一个身份:军统,加上中统、青红帮、日伪,以及货真价实的中共秘密身份,则是五重身份了。这在中国情报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最多面的间谍了。
从此,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首先是向潘汉年汇报,然后,有选择地给军统汇报——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有共同的民族利益。
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袁殊置生死于度外,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深入到了日军阵地侦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我方避免了很大损失。
上海沦为孤岛后,袁殊奉命(潘汉年之命,表面则是戴笠之命)留了下来,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与枪杀臭名昭著的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爆炸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自然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当然,这事不仅潘汉年知道,军统也是知道的。由于袁殊迭立奇勋,戴笠把他召到香港予以奖励。在香港,袁殊还见到了潘汉年。
在香港,袁殊接受戴笠两项任务:一是暗杀李士群;二是深入日本关系,交换和平意见。袁殊回到上海,同军统潜伏人员策划爆炸李士群的巢穴76号。没想到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人叛变,把他给出卖了。后来,袁殊被作为“外务省情报人员”,引渡到了岩井那里。
根据潘汉年指令,袁殊向岩井提出成立“兴亚建国运动”的本部,“兴亚建国运动”本部于1939年11月在岩井公馆成立。
潘汉年借岩井之名,建立了这么一个机构,除了掩护一个电台外,更重要的,则是出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大局的考虑。
在日伪与顽固派的夹攻下,隐蔽战线工作的任务也更为艰巨,必须以更灵活的方式深入敌人内部。在这之前,潘汉年已派关露打进76号。有袁殊进入了日本人活动的圈子中,对获取情报也就更加有利。延安由于远离情报中心上海,正急待掌握日本大本营动向及日、汪、蒋三方相互勾结又相互矛盾的微妙关系与变化。于是大量情报发往延安。
1942年初,由日本外务省安排,陈孚木与袁殊一道,作为“兴建运动”的代表,应邀到日本访问。外务省头子野春吉三郎,是组织这一访问的主角。吉三郎向陈、袁透露,当前的国策,是准备诱降蒋介石,建立一个以日本国为主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已确定了南进的战略部署。这一消息,让袁殊为之一震。
来自各方面的情报表明,日军南进,已是确定不移的战略决策了,潘汉年即告延安。
在欧战全面爆发之后,苏联始终担心腹背受敌。在有了确定日军南进的情报后,才放心大胆地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到西线。
自1939年到抗战胜利,袁殊从来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这无疑是与他的智谋与出色的活动分不开的。
当然,这期间完成的情报工作可谓数不胜数:及时向党中央提供了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清乡行动;建立通往根据地秘密交通路线;救援被俘的我方人士,这包括袁殊亲自救出的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由于情报及时,栗裕部队迅速跳出了日伪合围的“篱笆墙 ”……
后来,袁殊又担任了一系列伪职,如清乡政治工作团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清乡专员以及伪保安司令等等,他的情报工作日益老辣。
1945年初,袁殊辞去了伪教育厅长等职,仅留下一个上海市参议的名分。“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袁殊被任命为忠救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和军统直属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直到第二年,即1946年初,国民党方面才知道袁殊去了解放区,不由得勃然大怒,于是,“抗战有功人员袁殊”,立即变成了“共党汉奸”,军统对袁殊下了通缉令,并派人去苏州抄家。
“双十”协定后,袁殊随军北撤。华东组织部长曾山同志亲自找袁殊谈话,考虑到各种关系,让袁殊暂时改名,跟他姓,于是化名“曾达斋”。后来,他被任命为华东局联络部第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定为旅级。
1949年,袁殊到了北京,转到了李克农的情报部门,做日美动向的调研工作。
潘汉年每次到北京开会,两人都会见面。最后一次,即1955年,袁殊到北京饭店看潘汉年,潘十分伤感地说了一句:“凡是搞情报工作的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中外同行都一样。”在潘汉年事件发生后没几天,袁殊也被捕了,判刑12年,1967年期满,正是“文革”,又再度被押8年,1975年期满,仍被解送到另一个劳改农场“就业”。他还不知道,他的妻子端木1968年因受恐吓,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从此下落不明。
1982年潘案平反后,袁殊也被宣布“无罪”。1987年11月26日,袁殊去世,享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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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的进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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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篇)
古代杰出的科学家和探险家在测绘和地图方面的贡献
地图的发展除了绘制手段、绘制理论的进步外,还受到科技的影响,譬如制图的载体:一开始是甲骨、石崖,后来才是绢、帛、纸张。当然,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类测绘水平的提高——这也间接地体现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因为中国古代科学家大都在测绘技术方面做过大量的工作。
在史册中,东汉科学家张衡的名字总是和“浑天仪”相联系的。张衡有著名的“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天大而地小,地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如壳之裹黄……这说明他已经在一定意义上把地球看作了一个球体——虽然那时的地图依然是处于“天圆地方”的水平。张衡任太史令时,领导了洛阳灵台的大型天文观测工作,其中重要的观测工具,主要是由他改进过的“浑天仪”。浑天仪是用来测量天体球面坐标的一种仪器。后世的天文学家如唐代高僧一行、宋代的沈括、元代郭守敬、明代的徐光启等都对浑天仪进行过改进,以求更高的观测精度。
唐代高僧一行(本名张遂),用“浑天铜仪”、“黄道游仪”等仪器,重新测定了150多颗恒星的位置,并多次测定了二十八星宿距天体北极的度数,从而发现恒星在运动。以前,连张衡这样伟大的天文学家都认为恒星是不动的。后来英国天文学家哈雷也提出了恒星自己移动的观点,但他比一行的发现晚了一千多年。公元724-725年,一行还组织了全国13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次测量以天文学家南宫说等人在河南的工作最为重要。一行从南宫说等人测量的数据中,得出了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相当于现在的131.3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一行、南宫说测出了子午线的长度,是当时世界上首开先河的创举。一行留下的地图作品,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唐一行山河两戒图》、《唐一行山河分野图》……
沈括是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传奇人物。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又博学多闻,天文、地理、测绘、律历、物理……无所不通。中国四大发明中活字印刷、指南针的使用,都是通过沈括的科学著作《梦溪笔谈》中的记录而流传开的。他介绍了指南针的四种使用方法,同时发现指南针所指方向并不是正南而是略微偏东,还通过广泛的调查、实测,主持了《守令图》的绘制,甚至对立体地形模型图的制作都颇有研究。
郭守敬的测绘天才也值得大书特书。在治理黄河、京杭运河时,他通过大量测绘,首次提出了把海平面作为“零海拔”的概念,比大数学家高斯的“零海拔”早了560年。他还主持了空前规模的四海测量工作:自南海至北海,从西沙群岛至北极圈附近每隔10个纬度进行观测。这不仅仅为新的历法提供了依据,还为朱思本编制的《舆地图》提供了北京、太原、成都等地的纬度值。
明代航海天文的应用与郑和七下西洋的远航实践,对中国海洋测绘和海图制作具有开创意义。郑和(1371-1433)原姓马,字三宝(三保),随朱棣起兵“靖难”,因在事变中立功,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明成祖朱棣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受命出使西洋,至宣德八年(1433年),他曾七次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船迹遍及南海和印度洋北部沿岸的主要国家。在航程中根据途中的观测资料,屡次校正和补充航线、牵星数据、国名、地名、山形、水深等,不断修改和选择最佳航线,绘制成《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原图用传统的山川写景画描绘并呈一字展开式的长褶绘制,收入《武备志》后,改成自右至左的书本形式,共地图40页,其中国内18页,国外22页。全图以南京为起点,经中国沿海,东南至爪哇,西北至波斯湾,西南至东非麻林地,所包括的地域广阔,航线遍及东南亚、南亚和东非沿海各国。
据考,1921年在沈阳故宫发现的《清内府一统舆地秘图》系《皇舆全览图》原版之一。《皇舆全览图》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以先测量全国经纬度为控制,用仪器实际测绘的全国性地图,在中国测绘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世界地图的发展简史和中国近代地图发展史中的两个重要人物
世界地图的发展史中,不能忽视希腊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地图学家托勒密(公元87-150年)对地图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他所写的由8部地理学著作组成的《地理学指南》,对当时已知的地球各部分作了较详细的叙述,其中包括对8000个点的经纬度的说明。托勒密认为“地理学是对地球的整个已知部分及一切与它有关的事物进行线的描绘”,其任务是“在一幅地图上观察整个地球”。《地理学指南》还附有27幅地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地图集雏形。托勒密还创造了世界地图的两种新的地图投影:球面投影和普通圆锥投影,并用普通圆锥投影绘制了世界地图。该图在西方古代地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直被使用到 16世纪。
但是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在欧洲占有支配地位,地球的球形概念遭到排斥,地图不再是反映地球的地理知识的表达形式,而成为神学著作中的插图。这类地图几乎千篇一律:把世界绘成一个圆盘,把耶路撒冷画在圆的中心,圆的南部画一横,两半分别为尼罗河和顿河,中间一竖为地中海,构成丁字形水体,分隔欧亚非三个大陆。这种地图既无经纬网格,又无比例尺,完全失去了科学和实用的价值。中世纪是地图史上一个大倒退时期,而这正是中国地图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到15世纪以后,手工业和商业日益发达,资本主义萌芽,出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加之各国通商贸易、航海事业的发展,出现一个地理大发现时代。地理知识不断丰富,对地球表面各个部分又有了新的认识。这些航行和探险对地球各大陆与海洋也有了新的认识,成为新的世界地图的基础,使欧洲地图制图进入一个新的大发展时期。
16世纪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等来到中国后,将中国的地图介绍给西方,大大补充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同时把当时西方对世界的认识及当时的世界地图介绍给中国,特别是把地球经纬度的概念及测绘知识与技术传授给了中国的一些学者,譬如徐光启。
利玛窦还把西洋的世界地图带到了中国,并以“中国”为中心绘制了《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是我国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引进了南极洲、南北美洲、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地理概念,并且第一次在中文地图上使用了赤道、回归线(图中称“昼长线”、“昼短线”)、极圈、南极、北极等名词,意义十分重大。
在中国近代测绘史上,除了利玛窦,康熙大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受到西方传教士老师的影响,喜欢数学、天文,十分重视、亲自过问甚至时常参与全国地理经纬度和全国舆图的测绘。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始,到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结束,历时35年。以天文点和三角网格结合,测算了630个点的经纬度,奠定了中国近代地图测绘的基础,在测图的基础上著名的《皇舆全览图》编著完成,在我国测绘史上留下了一座里程碑。这些实测的地图又通过传教士流传到欧洲,成为欧洲一些国家编制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的依据。
旧中国从30年代初才从德国引进航空摄影测量仪器设备,开始采用航测技术测制大比例尺地形图。但测图进展较慢,直至1949年才完成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而且这些地形图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测量基准和坐标、高程系统,没有完善的制图作业规范,因而成图精度较低,邻省间地图不能拼接。但是30年代中期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主编的《申报馆》地图,即《中华民国新地图》及其缩编本《中华民国分省新图》,体现了较高的制图水平。该图集采用圆锥投影和 1000多个实测天文点进行控制,并首次用等高线和分层设色表示地貌,在图上清晰地展现中国大地西高东低、呈3个阶梯的地形特征,在当时国内外都产生较大影响。
总之,中国古代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等技术传入欧洲,对古代欧洲航海和测量技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地图在世界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对西方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到了近代,同其他科学技术一样,落后于西方国家。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地图制图基础十分薄弱,地图学和地图事业远远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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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1月前
最后一个 太精彩了
Reply
关于11月前
@家常菜
这个是超级的嘛 O(∩_∩)O哈哈~
Reply
关于11月前
super hero!!!
好想要个恐龙蛋的灯罩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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